第二，我国是法治后发国家，建设有限政府和服务型政府的任务并举。

此外，优化司法权配置，推动实行审判权和执行权相分离的体制改革试点，也是值得特别称赞的。例如，有关司法机关的去地方化的内容，尤其是最高人民法院设立巡回法院也让我体会到了党的领导集体的务实的风格。

我们国家已经建立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但宪法法律的实施却存在很大问题，公报抓住了国家最迫切需要解决有关法治的一些观念问题和具体的体制机制问题，着手对法治中国的建设作出了全面的部署。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宪法是国家法治的基础，宪法实施的好，国家法治建设的总体水平就提高了，否则，国家法治总体水平就会受到制约。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党章里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要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

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提出来社会主义法治路线方针的十六个字，就是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纠。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也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我国进入改革发展新阶段，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研究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若干重大问题，为全面建设法治中国制定了行动纲领。修改《食品安全法》和《药品管理法》，实行最严格的食品药品安全监管制度。要实现依法治国的总目标，根本途径和根本动力在于全面深化改革。强化对司法公开的问责，加强司法公开进程的第三方评价和审查，对应公开却不公开的司法案件进行严格问责。

宪法确立了党的领导地位。  以全面深化改革形成依法治国的推动力 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依法治国的总目标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按照十八届四中全会的要求：改变按行政结构配置司法人员、司法人员按行政级别管理的体制，避免上级司法人员对下级的不适当干预。支持行业协会商会类社会组织发挥行业自律和专业服务功能。例如：把负面清单管理纳入《行政许可法》，为企业法无禁止即可为提供法律保障。这就需要：善于使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成为国家意志，及时地把党的主张上升到宪法和法律层面，使其成为国家治理中的最高原则，以严格依宪治国、依宪执政加强改善党的领导，提高党的执政能力。

1.用法律界定政府与市场边界，加快市场主导的经济转型。改革开放的实践经验表明，法治是转型发展时期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改革开放36年的经验表明，坚持党的领导是建设法治中国的重要前提，是国家长治久安的根基所在。从经济社会转型升级的现实需求看，加快政府职能转变至关重要。

  推进司法体制改革的实质性突破 司法体制改革是社会多方面呼声比较大、期待比较高的改革，同时也是建设法治中国的关键所在。这就需要以法律制约权力，以法律规范权力，实现政府权力法定、程序法定、监督法定，加快推进法治政府建设进程。

另一方面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客观上要求打造统一开放、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这就需要尽快清理废止与宪法精神不符的某些法律法规制度，例如废除关于城乡二元体制、不合理征地拆迁等领域的法规、条例等。

适应由工业经济向服务经济转型的客观趋势，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的相关立法，用法律促进和保障创业创新。从实践看，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关键在于实现经济增长方式从政府主导向市场主导的转变。全面深化改革，形成建设法治中国的改革行动方案，对于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对于经济社会发展再续辉煌30年具有决定性影响。这项改革有望近一、两年取得突破：建立中央地方双重法院体制，在最高人民法院设立巡回法庭，审理跨行政区域重大行政和民商事案件。3.健全党领导依法治国的制度和工作机制。例如：修改完善企业国有资产法律法规、公共资源配置法律法规、市场监管法律法规。

公开是司法公正的重要前提。到2020年的未来六年，是我国全面深化改革、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时期。

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推进机构编制管理科学化、规范化、法制化的要求，尽快形成专门的国家机构编制法，通过3-5年的努力，形成覆盖包括政府机构、事业单位等财政供养单位、体系完备、功能完善的机构设置和编制管理法律体系，形成以财政经费控制机构编制的新格局，在严格按规定职数配备领导干部，减少机构数量和领导职数，严格控制财政供养人员总量上取得重要突破。例如：按照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要求抓紧落实5年规划，以把法治建设纳入干部政绩考核和选拔为重点，加快推进党的建设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实现党内法规建设与国家法治体系建设的有机统一、良性互动，实现党的执政方式和领导方式法治化、现代化。

加快建立完善依宪治国、依宪执政的制度安排，是打造依法治国升级版的首要的重大任务。打造法治化的营商环境，重要的基础是完善产权保护制度。

  来源：经济参考报 进入 迟福林 的专栏 进入专题： 法治中国 。2.关键是相信社会具有自我约束、自我管理的能力。1.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是改革开放36年历史经验的科学总结。4.加大司法公开化程度。

在社会利益多元化和利益格局固化的背景下，实现司法公正，重在深入推进司法体制改革，重在司法去行政化、去地方化、提升专业化、加强公开化。提高司法人员职业保障水平，选拔优秀律师充实司法队伍，推进法官和检察人员职业化。

加强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宪法监督职能，并建立完善全国人大的监督制度，健全宪法解释程序机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

用法律提高市场监管的权威性、有效性。无论是加快推进经济转型，还是社会转型、政府转型，都需要通过政府职能法定化，实现政府与市场、政府与企业关系的定型化、制度化。

把反行政垄断纳入《反垄断法》，对国有垄断行业等相关行业监管内容进行清理、修改，推动垄断行业竞争环节对社会资本全面开放，自然垄断部分吸纳社会资本广泛参与，城市公用事业积极引导社会资本参与。我国在这个问题上既有历史教训，也有历史经验。实现党领导依法治国与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并行不悖，关键在于把党治统一到法治国家框架下，以党治推动法治，以法治促进党治。建设法治中国，需要全面深化改革。

以行政审批为基础的市场监管不仅抑制市场活力，而且弱化了市场监管效果。建立健全社会组织参与社会事务、维护公共利益、救助困难群众、帮教特殊人群、预防违法犯罪的机制和制度化渠道。

4.完善党内法规制定的体制机制。制约权力、规范权力，是法治的重点：加快政府权力清单立法，推动从中央到地方公布权力清单，真正使政府部门做到法无授权不可为，为市场主体营造公平竞争的制度环境。

从依法治国的要求看，需要做到重大改革于法有据，使之尽可能在法律框架下推进改革。这就需要依法划清政府与市场的边界，实现政府与市场、政府与企业关系的定型化、制度化。